“别往那水缸里看，长毛了。”

说这话的是我爹。那天是1988年立秋，天热得跟蒸笼一样，连一丝风都没有。我那时候才十岁，正趴在隔壁刘婆家的院墙上，伸长了脖子往她家天井里瞅。刘婆家和我家就隔了一层土坯墙，墙头上的泥早就脱落了，露出一截截枯黄的麦秸秆。

我没听我爹的。小孩子就是这样，越不让看，越想看。

那天刘婆家刚接生完一胎，是村头吴老大高家的。吴老大高家穷得连裤子都快穿不上了，偏偏那婆娘肚子争气，两年怀一个。

我趴在墙头上，闻到一股子极浓的血腥味，混合着死水发霉的味道，直往脑门子里钻。

吱呀一声，刘婆家的灶房门开了。

刘婆端着个缺了口的红漆木盆走了出来。那盆上的红漆都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一层发黑的木头。盆里装满了水，那水不是清的，也不是红的，而是一种浑浊的、泛着白沫子的粉红色。

刘婆穿了一身浆洗得发白的蓝布大襟衫，头发一丝不苟地在脑后挽成个纂儿。她人极瘦，手脚却极大，那双长满养老斑的大手端着沉甸甸的木盆，连晃都不晃一下。

她走到天井正中央的那口大石缸前，一扬手，把整盆水都泼了进去。

“哗啦——”

水花溅出来，有几滴正好砸在墙根的一株狗尾巴草上。我死死盯着那口石缸。那缸大得能装下两个我，常年不见阳光，缸沿上长满了绿莹莹的青苔。随着那盆血水倒进去，缸底有什么东西像是被冲得翻了个个儿。

那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像是个没长毛的大耗子，又像是一团烂肉。

我还没看清，刘婆忽然转过头来。

她的眼睛很怪，瞳孔极小，白眼珠子极多，看人的时候总像是在翻白眼。她隔着那道土墙，直勾勾地盯着我。

“狗娃，看啥呢？”刘婆的声音沙哑，像是有两块粗砂纸在使劲揉搓。

我吓得一哆嗦，直接从墙头上栽了下来，屁股跌在自家的柴火堆上，疼得龇牙咧嘴。

我爹正坐在小马扎上编竹筐，见我掉下来，连头都没抬，只是狠狠抽了一口手里的旱烟，吐出一团青白色的烟雾。

“都跟你说了，少往老刘家看。她身上的阴气重，仔细把你身上的火给吹灭了。”我爹的声音闷闷的。

我揉着屁股爬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小声嘟囔：“爹，吴老大高家昨天夜里是不是又生了？我听见女人的叫唤声了，叫得跟杀猪一样。”

我爹的手顿了一下，那根锋利的竹篾子差点扎进他的肉里。他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发出一连串沉闷的“嗒嗒”声。

“大人的事，小孩子少打听。生了，没保住。命不好。”

又是没保住。

在我们白岩沟，这三个字就像是山里的雾气一样，隔三差五就会在某个胡同里飘出来。

白岩沟这地方穷啊，山高路陡。1988年那会儿，去镇上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就成了稀泥潭，牛车都进不来。村里的女人怀了孕，根本没人往镇上的卫生院送，也送不起。

全村老小，生娃全指望刘婆一个人。

老人都说：“老刘接过的娃，比全村活着的活人都多。”这话一点不假。打我记事起，谁家要生孩子了，汉子就会满头大汗地跑到刘婆家门口，拼命拍那扇黑漆漆的木门。

然后，就是烧热水的声音。

我们两家离得近，那灶房的烟囱挨着。每到半夜，只要听见隔壁风箱“嗒啦嗒啦”地响，接着就是大锅里的水烧得“咕嘟咕嘟”的声音，我就知道，村里又有女人要生了。

伴随着那沸水声的，往往是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还有刘婆那沉稳得让人害怕的指挥声：“使劲！把气往下憋！快了快了！”

最后，是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

可是，很多时候，那哭声刚响了半声，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掐住了脖子一样，戛然而止。

接着，就是长久的、死一样的寂静。

第二天一早，那家的汉子就会红着眼睛，用一床破草席裹着个长条状的东西，急匆匆地往后山走。遇到村里人问起，汉子就啐一口唾沫，晦气地摆摆手：“没保住，是个死胎。”或者说，“生下来就没气了。”

这种事见得多了，村里人也都习惯了。大家明面上对刘婆恭恭敬敬，家里地里有了新鲜菜，总少不了给刘婆送一份。因为谁也不敢得罪这个掌控着村里下一代命脉的老太太。

但在背地里，大人们聚在一起嚼舌根的时候，眼神总是闪闪烁烁的。

我年纪小，但也听到了不少风言风语。

村头开小卖部的麻子大娘就曾拉着我娘的手，压低声音说：“老刘那手，黑着呢。有些娃生下来，明明还会动，她往那血盆里一摁……啧啧，作孽啊。”

我娘当时吓得赶紧捂住麻子大娘的嘴：“你作死啊！让老刘听见，你家儿媳妇过几个月生娃，你找谁去？”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黑着呢”，我只觉得刘婆家那口大石缸，像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怪兽嘴巴。

小主，

转折发生在当年的九月份。

村里的村办小学来了一个新老师，叫周文秀。

周老师是从恩施城里来的，二十多岁，扎着两个麻花辫，皮肤白得像豆腐，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雪花膏味。她刚来那天，穿了一件红白相间的格子衬衫，在白岩沟这片灰扑扑的山圪厔里，扎眼得就像一朵刚开的山茶花。

因为学校没地方住，村长就把她安排在了我家借宿。我家多出一间放杂物的厢房，收拾收拾倒也干净。

周老师人极好，说话细声细气的。她来村里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怪事。

那天吃晚饭，周老师端着饭碗，有些疑惑地问我娘：“嫂子，我看咱们白岩沟……好像女娃娃特别少啊？我带的一年级班里，十五个娃，全是光头小子，一个姑娘都没有。”

我娘正在喂我弟喝稀饭，听见这话，脸色突然白了一下。她低下头，用筷子戳着碗里的红薯，含糊不清地说：“山里人，重男轻女呗。姑娘家家的，养大了也是别人家的人，送学校上学费钱。”

“可也不至于一个都没有啊。”周老师不解地摇摇头，“我来的时候在村口看花名册，前几年出生的娃不少，怎么一到入学年龄，女娃就全没了？”

我爹在旁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把手里的旱烟袋往桌角上敲得“梆梆”响：“周老师，吃菜吃菜。这山里的规矩多，生老病死的，都是天意。”

周老师看了我爹一眼，没再说话，但我看得出来，她眼神里满是怀疑。

过了没几天，周老师就开始自己在村里转悠。她带了个厚厚的小本子，一有空就去那些有生育过的妇女家里拉家常。

她是城里来的大学生，懂得多，又会说话，村里的老娘们儿一开始还防着她，后来被她送了几块洋碱、几包饼干，话匣子也就打开了。

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正好看见周老师坐在村头大樟树底下，和两个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聊天。那两个老太太年纪大了，耳朵背，说话声音大得像吵架。

“……老刘家那个闺女，我当年亲眼看见的，生下来哭得可响亮了，足足有六斤多重。”瞎了一只眼的老张太婆一边穿线，一边压低声音说。

“是啊，那身段，那小脸，长得周正得很。可惜了，老大高那家是个绝户头，连生了三个姑娘了，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老大高当时蹲在门口，抽了一夜的烟，最后吐了口唾沫说，留不住了。”另一个李太婆附和着。

“然后呢？”周老师的声音都在发颤，手里的笔死死捏着。

“然后？然后老刘就把娃抱进去了呗。第二天老大高用草席把娃背上后山了。老刘出来倒水的时候，那脸白得跟纸一样，跟我们说，娃半夜得了急惊风，没挺过去。”老张太婆叹了口气，“谁信呐。不过也是没办法，老大高家要是再多一个嘴巴吃饭，全家都得饿死。老刘这也是……给那娃个痛快，省得生下来受罪。”

周老师站了起来，她的脸色惨白，手里的本子掉在地上，沾满了泥土。

她连本子都顾不上捡，转过身，跌跌撞撞地往我家跑。

我跟着她后面跑，心里害怕极了。

那天晚上，周老师没有吃晚饭。她把自己关在厢房里，油灯亮了一夜。我从窗户缝里看过去，看见她一边翻着那个小本子，一边小声地哭。

第二天，周老师找到了我。

“狗娃，你带老师去一趟后山，好不好？”周老师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没有一点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