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三十九年春,西历1700年。
周文远到达尔文港上任时,带了一箱子书、三套官服、一块县令大印。
他以为会有一座衙门等他。
没有。
码头上挤满了人。淘金客、渔民、商人、逃犯、冒险家,乱糟糟挤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汗臭、鱼腥和红土的粉尘。太阳毒辣,晒得地面冒白烟。
“请问,达尔文府衙门在哪?”他拦住一个挑担子的脚夫。
脚夫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衙门?什么衙门?这里只有淘金的。”
“朝廷任命的达尔文府知县衙门。”周文远亮了亮大印。
脚夫看了眼大印,摇头,“没听过。你去问问码头那边的张胖子,他在这待得久。”
周文远在码头找到了张胖子。张胖子开了一家杂货铺,卖铁锹、淘金盘、盐巴、咸鱼。他听了周文远的话,哈哈大笑。
“知县大人?朝廷派了你来?”他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这地方连个栅栏都没有。你想找衙门?那间破木屋算不算?”
他指了指码头东边一排歪歪扭扭的木屋。最东头那间,门板歪了半边,窗子上糊着兽皮。
周文远走过去看了一眼。
木屋里有一张破桌子、两条腿不一样长的凳子、墙角堆着几个空酒坛子。地上铺着一层红土,踩上去软软的。
衙门。
周文远站在门口,半天没出声。
他是杭州人,书香门第,父亲是举人。他从小读四书五经,考了三次才中了个秀才。朝廷往达尔文港派知县时,没人愿意来——太远了,比流放还远。周文远主动报了名。
“为什么去?”同窗问他。
“因为那边没有衙门。”他说。
同窗以为他疯了。但周文远有自己的想法。他在杭州待了三十年,见的全是现成的规矩——衙门是现成的、道路是现成的、税册是现成的。他想试试,从零开始是什么滋味。
现在他清楚了。
从零开始,就是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把桌子搬出来。”他对跟来的两个衙役说。
衙役面面相觑,“大人,在屋里摆就行了吧?”
“屋里太暗,看不清。搬出来,在门口摆。”
两个衙役把破桌子搬出来,摆在木屋门口的空地上。又把那条腿短了一截的凳子垫了块石头,勉强能坐。
周文远换上官服,正了正衣冠,在大印上哈了口气,“啪”地盖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达尔文府知县衙门,即日起办公。”
两个衙役站成一排。一个瘦得像竹竿,叫李四。一个壮得像牛,叫王五。都是从南洋行省调来的。
李四看看四周,“大人,就咱们三个?”
“三个够了。”周文远坐下来,凳子晃了一下,“先挂个牌子。”
王五找了块木板,用木炭歪歪扭扭写了“达尔文府衙门”五个字,挂在门框上。
风一吹,牌子歪了。
用钉子钉死。
衙门了。一间破木屋、一张破桌子、三个人的“衙门”。门前是一条土路,土路两边是淘金客搭的帐篷和棚屋。远处是红色的山丘,山丘后面是金矿。
周文远上任第一天,接了三桩案子。
第一桩,两个淘金客抢一条河段的淘金权,打了起来。一个被打掉了两颗牙,另一个被打破了头。
“这条河段是谁的?”周文远问。
“谁先到就是谁的!”
“谁先到的?”
两个人都说是自己。
周文远看了看他们,“有证人吗?”
“证人?”两个人都愣了。这地方哪来的证人?
“没证人,就按规矩来。”周文远拿起毛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条线,把河段分成两半。“上游归你,下游归你。各淘各的,不许越界。谁先动手罚银五两。”
“凭什么罚?”被打掉牙的不服。
“因为你先动的手。”周文远看着他,“你头上的伤是还手,不是你先打的。但你先动的手,就是你的错。不服?”
那人看了看周文远身后的王五——一米八的壮汉,手里拄着一根棍子。
“服了。”
第二桩,一个流放犯和一个移民争一间棚屋。流放犯说他先搭的,移民说他出了钱买的。
“你有地契吗?”周文远问移民。
“地契?这地方哪来的地契?”
“你出了钱,有人证吗?”
“有。张胖子可以作证。”
“传张胖子。”
张胖子来了,证实移民确实花了五两银子买这间棚屋。但流放犯说他搭棚屋时没收过钱,是那个移民半路截了他的屋。
周文远想了想,“棚屋归移民。但移民补流放犯三两银子——搭屋的工钱。”
“凭什么?他抢了我的屋子,还让我出钱?”
“你搭屋没报官备案,没有凭据。他买屋有张胖子作证,有凭据。没有凭据的,输了。但人家花了力气搭屋,你也不能白占。三两工钱,公道。”
流放犯嘟嘟囔囔地走了。周文远在他身后喊了一句:“以后搭屋,来衙门登个记。登了记,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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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桩,一个土着女人闯进来,比划着手势,哇啦哇啦说了一串话。
周文远一个字也没听懂。
“她说什么?”
李四摇头,王五也摇头。
周文远看着那个女人。她赤着脚,皮肤是深褐色的,头发又黑又卷。她的手臂上有淤青,像是被人抓过的。她指着远处金矿的方向,不停地比划。
“她在告状。”周文远说。
“告什么?大人又听不懂。”
“听不懂,但看得到。”周文远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指了指她手臂上的淤青,又指了指金矿方向。“谁打的?”
她使劲点头,又说了一串话。
周文远看不懂她比划的具体意思,但他明白了大概。金矿那边,有人打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