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的U盘像是烫手山芋，攥在手里沉甸甸的。

陈默回到办公室后把名单从头到尾又看了三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名单上四十七个人，信息太全了——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牌号、常去的餐厅、甚至每天早上几点出门买咖啡，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种详细程度，不是随便能拿到的。

“这些信息，至少需要跟踪三个月以上。”老周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翻着打印出来的名单，“你看这个，孙建国每周三下午去健身房，走的路线都标出来了。这得有人跟着他，拍他，才能知道。”

“所以‘代偿’不是临时起意，是计划了很久。”林岚靠在椅子上，手里转着一支笔。

“至少半年。”老周说，“搞不好一年。”

陈默站在白板前，把名单上的四十七个人按职业分类。商人最多，十一个；官员八个；公检法系统的人六个；剩下的各行各业都有，律师、医生、老师、记者，甚至还有一个环卫工人。

“这个环卫工人是怎么回事？”林岚凑过来看。

陈默翻了翻那个人的资料——张德胜，五十三岁，环卫处清洁工。罪状写的是“二十年前故意杀人，伪造成意外事故，逍遥法外至今”。

“二十年前的事，怎么查？”陈默皱着眉头，“卷宗可能都找不到了。”

“所以‘代偿’比我们掌握的信息还多？”林岚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发紧。

老周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不是比我们多，是他们不在乎证据。只要他们觉得你有罪，你就有罪。”

这话说得陈默心里不是滋味。

他想起师父林涛以前说过的一句话——“证据是警察的命根子，没有证据，你就是有天大的怀疑也得忍着。因为错抓一个人，比放过一个坏人更糟糕。”

现在“代偿”不管这套。他们没有证据，没有程序，没有上诉，直接判，直接执行。

说白了，就是一群以为自己能代替法律的人。

但问题是，这群人正在赢。

陈默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他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陈科长，我是老吴。”

陈默的心跳猛地加速了。老吴刚走没多久，怎么又打电话来了？

“你在哪？”

“我……我出来买烟。”老吴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怕什么人听见，“我刚想起来一件事，名单上还有一批人，不在U盘里。”

陈默捏紧了手机：“什么意思？”

“还有一份‘备用名单’，我见过。”老吴说，“二十三个人，都是……都是家属。那些‘罪人’的家人。最小的才六岁。”

陈默脑子里嗡了一下。他想起名单上的吴晓晓，老吴的女儿，十九岁的大学生。当时他以为那就是全部了，没想到还有更多。

“备用名单在哪？”

“我……我不知道。我只听他们提过一次，说那些人是‘种子’，不能动，要留到‘收割’的时候。”

“种子？”“收割？”

这两个词像针一样扎进陈默脑子里。“种子”他听说过，沈渊说过，郑老说过，那些被植入芯片的人就是“种子”。但“收割”是什么意思？

“老吴，你说清楚——”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撞在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