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期以来，“八面来风”的西蒙伯爵通过一系列政治献金行动，包括拉拢收买安德鲁的兄弟，时任比利时总督的塔里安；协助政-府和教会主持的慈善活动，无偿救助无依无靠的老弱妇孺等等，不仅成功修补了佛拉芒人同比利时新任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还赢得了很多瓦隆人的好感。

1796年的时候，在法国将奥地利军队赶出中南德意志之后，西蒙本人也彻底掌握佛拉芒人的党派，并成功将这个昔日的保守势力改造为“工商派”。

西蒙代表佛拉芒人向巴黎做出公开承诺：永久放弃比利时的独立要求，接受比利时与法兰西共和国合并的既定事实。

随后，西蒙领导的“工商派”高调支持法军镇压由英国间谍煽动的，比利时西北部少数佛拉芒农民参与的叛乱。

在1797年初，西蒙伯爵和“工商派”赢得了包括布吕赫、安特卫普、哈瑟尔肯、勒芬等多个大中城市的议会选举的胜利。

虽然“工商派”在布鲁塞尔的市议会选举中惜败，西蒙伯爵与布鲁塞尔市长的宝座失之交臂。

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安德鲁居然在一周后，任命“工商派”的领袖，西蒙伯爵担当布拉班特省（首府布鲁塞尔）的省长。依照现行的《选举法》规定：城市的市长通常由议会多数派推选产生，而该省省长，基本上来自巴黎中-央政-府的直接任命。

很显然，安德鲁一方面是出于权力平衡的需要，防范瓦隆人的平民党（爱国党）一家独大，尤其是在布鲁塞尔这样的核心区域，就如同安德鲁任命平民爱国党的领袖冯克，在北方的安特卫普省担当省长一样。

近两年以来，平民（爱国）党内部有了一种激进的政治理念，与已被安德鲁流放到圣路易斯安娜殖民地的，巴贝夫曾经号召过的“平等运动”非常相似，包括要求解除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种种限制，取缔私有制，财产一律公有，以及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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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务部政治警察的严厉镇压下，爱国党中的20多名激进派骨干分子，被刑事法官迅速裁决，流放到环境恶劣的法属圭亚那。

然而直到裁决之后，冯克等人还不死心，在巴黎游说安德鲁与其他两位执政官，希望能得到特赦。

毫无疑问，爱国党的这一举动令安德鲁很是恼火。如果不是顾忌比利时地区人口占多数的瓦隆人的感情，安德鲁也许会直接下令，将冯克等人流放到法属圭亚那，去种橡胶树和金鸡纳树。

与此相反的，作为佛拉芒人的新领袖，西蒙伯爵却是非常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