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军越来越强大，国内的局势也越来越清晰，对于满清政权和南明政权来说，对方的存在已经是无法忽视的问题了。于是呢，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之前的间接试探，慢慢变成了正面接触。满清政权想通过外交手段招南明，结果被拒绝了；南明政权想通过和谈划江而治，也没成功。
外交斗争是从一六四四年七月底开始的。进入北京的满清政权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和扩张，政治和军事实力那是大大增强啊！北直隶一带已经基本稳定了，对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也在一步步加强。同时，大顺的将领和明朝的官员都纷纷来投降，满清政权在跟大顺军的战争中也越来越有优势。
七月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兖知道了南方立朱由崧为帝，还设立了内阁，设置了四军镇守着重要的地方。因为不知道虚实，多尔兖就决定对南明进行一些试探。
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南明政权在忙着内部党争的时候，通过从北方逃过来的大臣，早就知道满清政权占据了北京，在北方赶走“流寇”的同时还到处攻城略地，地盘越来越大。弘光君臣已经感觉到了潜在的威胁，但是因为满清政权的态度还不明确，而且还有大顺军跟它们作对，所以在南明政权的大部分人看来，可以试着跟满清政权达成某种和议，保住这个偏安的小朝廷。于是，他们决定马上派出使臣去和谈。
七月二十六这天，多尔兖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上千字的信，这信看着像是多尔兖写给史可法的私信，其实呢，这可是满清政权进了北京后，和南明政权的第一次官方直接接触！
信里，满清政权那是对南明政权步步紧逼，想要取而代之的心思简直不要太明显：
一开始，多尔兖就摆出一副“正义使者”的样子，对南明政权的合法性和成立动机提出了疑问：“闯贼李自成起兵造反，还害死了崇祯皇帝和他的亲人”，这时候“大明的臣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去讨伐他”，要知道“有贼不讨的话，原来的君王就没办法得到安葬，新的君王也没办法正式即位”，可南方的那些大臣们却把这些都忘得一干二净，在金陵拥立朱由崧为新的君王，这也太不合常理了吧！
接着，多尔兖又开始炫耀满清政权对明朝臣民的大恩大德，说他们“顾念着世世代代的交情，放下了最近的小矛盾”，带着大军入关，赶走了“流寇”，还给崇祯帝和皇后定了谥号，发丧改葬，对那些有功勋的大臣、武将和文臣们也都非常有礼貌，对老百姓更是“不打扰他们种地做买卖，一点都不骚扰他们”。这一切不就是想证明满清政权的所作所为都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嘛，满清政权入主中原那才是最合理的呢！
多尔兖一个劲儿地说清朝在北京定都，那是从李自成的农民军手里得到的，可不是从明朝那儿拿来的。清军过来那是“帮忙报仇”呢，结果南明的君臣们不但不懂得感恩，还“想着称霸江南，白占便宜”。在狠狠地否定了南明政权后，多尔兖又使出了他那一贯的又软又硬的招数，明明白白地表示满清政权绝对不能允许南明政权“称王称霸”，出现“天有二日”的情况。
他还警告南明别以为靠着长江天险就能高枕无忧了，以前用全大明的力量都打不过偏处辽东的满清，现在更别妄想靠着江南那一小块地方“决定胜负”。所以呢，南明的大臣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认清形势，知道自己的命运”，劝弘光去掉皇帝的名号，继续回洛阳作他的福王去，这样才能永远享受荣华富贵。
到了九月，史可法这才收到多尔兖那封气势汹汹的信，赶忙回了一封，相比之下语气那叫一个温和。针对信里提到的几个方面，史可法都一一做了解释和答复：
首先，是给南明政权的建立找依据，“国破，帝亡，祖宗社稷最重要”，得赶紧拥立才能“稳住中外人心”、“召唤忠义之士”，可不是忘了跟君父的不共戴天之仇，更不是违反纲常的“自己当皇帝”。而且南明政权拥立的皇帝朱由崧那是完全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的——神宗的孙子，光宗的侄子，还是崇祯皇帝的哥哥呢——简直就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还一直强调朱由崧即位那也是得到了江南百姓热烈拥护的，听到朱由崧即位，江南的老百姓都在路边欢呼，声音能传出好几里地，大臣们也都劝他当皇帝。
第二，是对满清政权出兵剿灭流寇的感激。大清“赶走逆贼，为我先皇举办丧礼，清扫宫廷，安抚百姓，废除剃发令”等等一系列操作，都表明满清政权没忘了明朝，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义之举呢。作为大明的臣子，“那是个个伸长了脖子向北边，又是磕头又是作揖”的感恩戴德呢，而且朝廷在八月份就派使者北上犒劳清军啦。
第三，针对多尔兖指责弘光的大臣们贪图虚名，史可法解释说，当知道流寇作乱、皇帝驾崩的时候，南方的臣民们，那是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东南的兵力都召集起来，立刻去把仇人给消灭掉。南明政权成立以后，并没有趁着清军在北京整顿军队的时候，在江南坐享其成，而是皇帝朱由崧天生英勇神武，时时刻刻都想着报仇雪恨，才监国没几天，就命令史可法到江北统率军队，定好日期西征（本来是北征，因为此时李自成已经被清军赶到了陕西、湖北，再叫北征就不合适，只能说是西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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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面对多尔兖的诱降和恐吓，史河法那叫一个坚定，直接表明了南京方面的原则和立场。他巧妙地从满清政权自己宣扬的“义”出发，回击了多尔兖的威胁，还说啥“兵以义动”。要是满清政权敢趁着咱有难，抛弃友好，崇尚仇恨，觊觎咱这大片土地，那就是有头无尾，开头讲道义，最后却为了利益，会被贼人耻笑的哦！同时呢，南明政权那可是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文武群臣都很团结一心，军队将士们更是咬牙切齿，枕戈待旦。南方的忠义兵民，一个个都有报国捐躯的心，他史可法自己也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在暗示满清政权，别打江南土地的主意，可别轻举妄动哦！
第五，史可法还表达了和满清政权联合出兵西讨的愿望。他在信里说，“现在这逆贼还没受到上天的惩罚，听说又要在西秦卷土重来，正图谋报复呢”，这不仅是明朝的血海深仇，也是满清政权“除恶未尽”的隐患。恳请清廷继续保持坚定的“同仇敌忾”，有头有尾，和南明“一起出兵讨伐，向关中问罪，共同砍下逆贼的脑袋，以泄心头之愤”。这样一来，满清政权的义举将会流芳百世，弘光朝廷肯定会知恩图报，“竭尽全力”，从此以后两国“世代友好结盟，传承无穷，岂不是美事一桩”。
在回信中，史可法反复强调本朝的特使早就出发了，过不了几天就能到达燕京，献上礼物表示敬意，希望能和满清政权结成兄弟之盟，共同攻打大顺军。
虽说多尔兖和史可法来往的这两封信有不少内容都是些外交辞令，但还是能清楚地看出满清政权已经不承认南明政权了，甚至还拿武力来威胁，要求南明赶紧去掉国号投降。而史可法的回信虽然“言辞强硬”，把南明说得那叫一个人心振奋、奋发图强，可面对实际上已经腐朽不堪的朝政，他显然是心里没底，再厉害的巧妇没有米也做不出饭来，缺少有力的行动来保障，再多的豪言壮语也是白搭。
起初呢，南明政权一直觉得多尔兖进占北京，是因为吴三桂听说京城沦陷后，“哭着求着”让清兵来剿灭“流寇”。所以对于清军的到来，南明政权根本没当回事儿，直到听说满清政权到处派兵，还有南下的趋势，这才觉得有必要跟清军结盟，搞个盟友关系，于是就有了一厢情愿的和谈想法。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马士英提议重新启用崇祯时出使过满清政权的原任知县马绍愉等人，让他们再去执行议和任务。紧接着七月初，南明政权把应天巡抚左懋第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赏赐一品官服，还给马绍愉加了太仆寺少卿兼兵部职方郎中的官，陈洪范则被封为太子少傅。他们三个被确定为议和使团的核心成员，开始准备议和的事情。那这议和到底要怎么谈呢？北使三臣就跟府部的各位官员一起讨论了起来：
首先呢，是划定疆界这档子事儿。有人觉得应该以两淮为界，可大学士高弘图却说：“山东那可是险要之地，万万不能丢，实在没办法的话，就以河间为界吧。”他还建议呢，最好是“把榆关外的土地割让给他们”，为啥呢？因为要是在关内划界限，以后可就难保满清政权能乖乖遵守协议，不再继续扩张啦，那南方“山陵单薄脆弱，可怎么能安心呢”。马士英呢，又提出“他们的主子（顺治）还小，跟皇上当叔侄也成。”于是呢，南都的大臣们就开始幻想或者说在做梦，把明清两国变成辽宋那样的叔侄之国，而且南明要当这个叔叔。
其次呢，是改葬崇祯帝的问题。一开始，崇祯帝的梓宫已经被李自成埋在田贵妃的坟园里了，南明的大臣们就希望能专门立个陵墓，挑个好日子改葬。
最后呢，是向满清政权纳岁币的问题。此时已经丢了北京的南明政权再不提什么不纳贡之说了，除了这次使臣会带去好多赏赐的金银之外，南明政权还表示愿意给满清政权交岁币，高弘图觉得可以“等三年他们不侵犯我们之后，再适量增加岁币的十分之三”。
可实际上呢，南明政权内部的大臣们呀，整天忙着搞党争，对于和议这事儿，根本就没啥明确的目标，也没整出个切实可行的议和方案。身为正使的左愚第，不仅要负责和议的任务，弘光朝廷还让他去管理河北，联络关东的军务。
就连左懋第自己都觉得特别纳闷，赶紧上书请求朝廷再好好琢磨琢磨他这使臣的头衔和名号。左懋第其实特别想带一支军队，和山东的抚臣一起收拾山东，再联合吴三桂，给北使团当坚强的后盾，顺便拜拜崇祯帝的灵柩，找找太子、二王的下落，再给吴三桂封赏，好让弘光朝廷向满清政权表达一下他们出兵剿灭农民军的感谢之情。但南明朝廷内的大臣们不答应，左懋第他们这一行人就只能按照原计划北上啦。】
“上面这些办法，这也未尝不可，只是满清占据北方，南明占据江南，这个多尔兖又是金兀术一样的人物，恐怕不经过一场甚至十几年的激烈战争，南明要想偏安于江南，还是不可能的。”朱元璋心中忐忑地说道。
他知道，历史上的南宋曾经面临过类似的局面，但是最终却能够在南方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权，并与金国形成对峙之势。朱元璋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元末明初时期的经历，那时他也是在战乱中崛起，历经千辛万苦才建立了大明王朝。如今看到朱由崧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他不禁感到一种深深的忧虑。
尽管从现在来看，朱由崧的南明比南宋面临的局势要好得多，但是正是这种表面上的优势让朱元璋更加担心。他深知，在战争中，形势往往瞬息万变，一个小小的失误或者决策错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对南明的未来充满了疑虑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