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儒家的学说，尧，是德行很高的人，正是如此，以尧为代表的上古圣王，可以凭德行影响人、教化人，带动整个社会发展。

而慎到则提出“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难道尧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就没有德行吗？为什么直到他君临天下，方才能够教化于人？

这其实不是“德”的作用，而是“势“的作用啊！

座中诸子皆是有识之士，哪能听不懂慎到这些话中暗藏私货，一名儒家士子立即跳了出来。

“慎子所言，重法而轻贤。国无贤臣，世无良人，如何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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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抓住了慎到刚才所言中的“贤而屈於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於贤者，位尊也。”这句话的漏洞。

慎到的这个观点，确实有些偏激，将“势”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而不论贤与不贤，这在战国的学术范畴里，是很忌讳的事情。

所谓贤，也就是人才。

战国诸子，甚至战国诸侯，都把“贤人”作为重要的资源而孜孜以求。

比如墨家十大主张中就有“尚贤”；孔子有“举贤才”之论，孟子也主张“尊贤使能”；而法家也主张“论功行赏”。

在诸侯之中，对于人才的渴求与争取，更是比比皆是。从“楚材晋用”到“千金买马骨”，人才流动渐成规模。

但现在，慎到居然认为“法”才是最重要的，而所谓贤人并不重要，这不啻于捅了马蜂窝。

此问一出，整个争鸣堂中一片议论之声，大家都要看看慎到该如何应对这个刁钻的问题。

慎到镇定地回答道：“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

（立了公法而又动徇私，是徇私与公法之争，其造成的祸乱比没有法还要可怕；确立了君主的权威却又尊崇贤人，是贤人与君主相争，这将形成思想理念上的混乱，比没有国君还要可怕。）

慎到一如既往地将法置于绝对地位，他巧妙地用“公法”与“私利”相争，来比喻“君主”与“贤人”之争，将所谓“贤人”置于“君主”的对立面。

贤人，你还能贤过君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