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在现在看来，似乎理所应当，在当年用历经坎坷都不够形容。

81年，第一报二版，《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一场惊涛骇浪般的争论。

这篇文章讲的是，79年一位农民承包鱼塘挣了3100元，第二年他扩大了承包规模，活太多就花钱请人帮工，年底收入7250元，而当时一个农民一年务农毛收入最多不过1000元。

同类引发争议的还有“傻子瓜子”、“太岁鸡”等事件。与此对应的数据。

据统计，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两年后的1981年，统计数据就变为101万户，翻了10倍。

这其中的“雇工问题”肯定是多有存在。

经过长时间的多番讨论，暂时出了一个结果，“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这就是“七上八下”的由来。

不要说现在，在当时也有不少，对此嘲笑不满的言论。

但是，如果你有心查阅当年的报刊，能看到当时上层言辞温和的做了许多安抚情绪、调节争端、搁置矛盾、缓解对立的工作。

再回首看时，有意无意已经不可考，“七上八下”提出，虽然没有使争论平息，可至少给处理来个当时能接受的说法。

这就是一种进步，是从零到一的理论突破。

由此而看，它缓和冲突，找到缺口的正面作用，是毋庸置疑。

此后几年间，高层多次频繁的吹风，以小步缓进的方式，稳重而坚定的推动着改开的进程，其中艰辛不胜枚举。

1987年发布的“5号文件”，最终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时称“16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这十六个字，写了6、7年。

“16字方针”为争议颇久的雇工问题盖棺定论，也为日后私营经济的发展彻底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