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深层的原因,无疑仍与强化皇权有关。
刘秀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领域的集权。
可惜的是,刘秀低估了度田的难度,当度田令颁布之后,立即为社会各方面所抵制,执行的情况非常糟糕。
不仅是世家大族,就连普通百姓都进行抵制。
就拿农民来说,两汉之间,他们通过战争的暴力手段,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大量土地,不少人还挣脱束缚,获得人身解放。
而现在,东汉政府想要实行度田,清查土地和户口,试图重新控制他们,把兵役的枷锁,再度套在他们身上,这自然要遭到农民的强烈的反对。
再从地主的情况来看,他们本来就是大量土地的占有者,尤其那些大地主,差不多都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所隐瞒的田地和依附的人口很多。
政府度田,他们自然不愿意被清查,故而极力反对。
不过,他们一般都是与地方官府相勾结,采取谎报等手段蒙混过关,而地方官惧怕他们,或贪于贿赂,或利害相连,所以也甘心情愿与他们沆瀣一气。
最后,从大汉州郡官员的各种情况来看,他们既是刘秀度田令的执行者,又大多兼有豪强地主的身份,或与当地豪族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所以,他们势必不肯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
史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
当然,这里最可怕的是后一种情形,即以度田为名,不仅丈量农民的出地,还将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从而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可以说,度田案牵连的世家门阀,名人大儒不计其数,甚至郡守高官都杀了二十余人,但刘秀万万没有料到,他的高压政策,不仅没能使度田令顺利实施,相反所带来的竟是以民变形式,出现的武装对立与抗争。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动在所,杀害长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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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度田案的影响。
在“并起”的反抗者队伍中,“大姓”、“兵长“属于一类,而“群盗”则属于另一类。
前者即豪强地主,他们反抗是为了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后者即农民大众,他们反抗一则是反对政府的控制,再则也是反对官员借度田之名,转嫁负担胡作非为。
毕竟,他们再十几年前,已经经受过一次,哪里肯在受一次。
正因如此,如此两类的反抗交织在一起,使得反抗的声势异常强大,同时令整个事件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化。
不过刘秀终究是刘秀,采取镇压与分化相结合的办法,鼓励反抗者自相揭发,规定“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之后又对官吏实行了特殊政策。
说不好听点,就是妥协了。
但古往今来,哪个帝王面对世家没有进行过妥协,李世民选择妥协了,最终囤积力量,借着攻灭突厥,称号天可汗,一举摆脱世家大族对朝廷的控制。
杨广没有妥协,反而是和世家对着干,结果直接把偌大的隋朝给干没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刘秀的这次妥协,避免了战火再次点燃,但也带来了致命隐患,那就是世家从此坐大,汉室垂微。
从此,整个大汉一朝,土地兼并再也没有得到任何遏制,因为在当时,皇帝如果要抑制兼并,就要对抗整个世家,可以说,从刘秀建立大汉之初,就已经能看到灭亡的结局。
这时,刘宏依然没有停止,而是彻底来劲了:“自此以后,世家开始慢慢把持朝政,趴在大汉身上吮髓吸血。”
“就连我大汉的察举孝廉,本意上察举可用之才,可随着世家大族的壮大,如今也成了世家子弟入仕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