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乔公和“老林”一起，与代表希羽组研究所周昕和刘晓茉进行的会谈让我深受触动。

他们虽然都不是中国人，但她们对中国和这个世界的理解绝对超过了中国的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

一想到希羽组研究所里这样的外国人还有好几十个，我就忍不住感慨：希羽组对外籍人员的挑选、教育和培养已经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

除了埃德加·斯诺【1】以及阳早【2】、寒春【3】夫妇之外，很少有中国人能对中国熟悉到这种程度，甚至很可能因为她们过往的经历和远超常人的才能，使她们对中国的理解超过了不少从小到大都在中国的人。

——祝慈，1983.11.29】

“周小姐、刘小姐，你们二位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我记得你们所的小夏同志提到过，他说‘科研秩序的本质是封建的，并且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发生本质变化。这种封建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与外界脱节，最终会把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往外推。这是个很迫切的问题。’”

刘晓茉点头：“是这样，我在欧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作为一名黄皮肤的女性，即使不是中国籍，还额外的受到了不少歧视，好在我多少有些才能，这才能在二十二岁就能在巴黎三大读完博士并毕业。我亲自感受到：这种封建性会在社会科学领域变得尤为突出。”

这时，“老林”向刘晓茉询问道：“小夏有给出办法吗？”

刘晓茉忽然微笑，而周昕忍不住把话说了出来：“提前二十年面对和思考这个问题、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是提前十年。”

三人愣了一下，随后迅速反应过来。

周昕随即接着解释：“三位也都知道，希羽组在使用代表作、SCI论文分区等多个量化指标综合评价科研人员，而不是完全依靠常规的同行评价和个别指标。”

“这条路的每一步一定有很多问题，但我们这边有一条思路是确定的——先学会用尽量少的、足够客观的指标，实现对多数学科的评价；再用另一批有特殊性的指标评价其他学科的成果，或者是校准所有学科的评价指标。”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由普遍到特殊的过程。既然没有其他单位愿意做出尝试，那么希羽组就应当比所有人都提前适应操作评价体系这样一台‘机器’，然后用科学的方法，把这台机器的操作经验写下来。最后，尽快形成操作规程和使用手册、改进及相关的运营维护工作。这就是希羽组准备在之前已经开始筹备，并且要1984年正式开始做的事。”

说完后，周昕转头看向刘晓茉。

刘晓茉却没有说话，只是手动把周昕的头转向乔公。

待“校正”完毕后，刘晓茉默默地从自己的背包中掏出一份十二页的文件——由夏希羽亲自用改进型明快打字机打字而成。